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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王兆軍:在故鄉“撿”書

    • 來源:農民日報
    • 編輯:楊晰然
    • 作者:王兆軍
    • 2024-04-10 08:27:30

    我能找到的拉呱人多是上了年紀的,話題大多涉及更早的年代。夏天的夜晚,我們搖著蒲扇,直聊到月上樹梢。冬天,我們守著火爐聊,直到傳盤星爬上鄰家樓頭。


    前年年初,我將長篇小說《螞蚱》投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,不久就收到回信。信中有編輯相當熱情的評語:《螞蚱》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魯南地區鄉村社會微觀歷史的再現,以今天的視角重現昨日鄉村人物的精彩,有《清明上河圖》的意趣,更有蒲松齡聊齋文化的況味。曾經的螞蚱廟村是一個農業社會的縮影,人們守著土地苦熬歲月,豪杰如流星轉瞬即逝,知識階層混沌籠統,村民卑微如草芥。在天災人禍一輪一輪的沖擊下,人性的善惡、生命的掙扎令人嘆息?!段涷啤非虚_了那個時代中國鄉村社會的真正內核……

    作品被出版社肯定,總是快樂的,況且,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我的鄉村生活的一件副產品。小說出版后,周圍的朋友不無驚訝地問,你什么時候寫的,此前怎么一點信息沒流露?我借用一首饃饃店老板的歌,開玩笑說:“拾來的麥子借來的磨,大風吹來的柴禾垛,哄著孩子做的饃——賣一個,賺一個?!贝藭鴱膭庸P到幾次修改,前后雖然用了十年工夫,但它確實是順手撿來的——那是自己的先人很久前遺落的。

    一切都來自生活的順變

    這本書的生成,和我十多年的鄉居有關。我的回鄉并非故意的人設,而是一步一步“陷落”的。多年前,母親每逢冬天都要到北京避寒,春天則要回鄉下,像只候鳥。有兩個農歷的節氣是她十多年一直遵循的遷徙日期:冬至和清明。冬至,出嫁的女兒要到娘家上墳,向曾經養育自己的父母“送寒衣”;清明的祭掃,則是給我逝去的父親送些“錢帛”,別讓他在“那邊”的日子過于拮據。去京之前,回村之后,我得陪她一段時間。在這段時間里,自然就有了耳聞目睹的鄉村現實,這些現實讓我心緒難平,于是促生了我的長篇報告文學《問故鄉》。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,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    在《問故鄉》中,我不無悲情地描述了當代農民生計的艱難,環境的臟亂,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凋敝。鄉親們看了那本書,說我:“你不能光批評??!”言外之意,你得做點建設性的事情呢。退休后不久,我母親去世了。守喪期間,獨坐荒村院落,面對夜空寒星,我想,這里畢竟是我生長的地方,是得為故鄉做點有益的事情——能力不在大小,出一份力就好。根據自身能力和局限,便生出辦個書院的想法,眾人皆曰可。既然辦書院,就得有幾間房子,有課桌,有教材,還得有個閱覽室。要弄齊這些最基本的配置,也需要錢,而我的積蓄太少,不得已,就接了一些文字的活,陸續寫了兩本村史:《黑墩屯》和《朱陳》,還有兩本挖掘當地歷史文化故事的《春秋故城即丘》和《亂世之花——文姜傳》,后邊這三本書掙了一些錢,暫解燃眉之急。后來我又接受了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“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”叢書中《王羲之傳》的寫作。因為這本書,我自己走上了書法和繪畫的路,書院也得以運行。

    書院很小,只有兩間教室,一間圖書室,有媒體稱之為中國最基層也是最小的書院。那段時間里,可謂慘淡經營,篳路藍縷,身心俱疲,幸虧家人和朋友給了我無私的幫助,鄉親們也在勞作中給我很多幫助。開課的日子里,白天是忙碌的,忙得連口熱飯都顧不上。但是到了夜晚,除了青燈一盞修訂教材,其他時間便是無邊無際的枯寂,實在無由打發,就去找鄉親們閑聊。我這年紀,長期在都市生活,和當代農村已經相當陌生,即使是出身本村本地,也很難和年輕人溝通。我能找到的拉呱人多是上了年紀的,話題大多涉及更早的年代。夏天的夜晚,我們搖著蒲扇,直聊到月上樹梢。冬天,我們守著火爐聊,直到傳盤星爬上鄰家樓頭。有一次,聊天到午夜,我沿著汪塘旁的小道踽踽而行,被一位喝醉酒的人撞飛,差點喪命。在那些翻動歷史塵埃的閑聊中,我逐漸將先輩的往事連綴起來,像是久遠之前的幻燈片。在那里,我看到先人們經磨歷劫的過去,看到他們悲欣交集的生活,聽到“三座大山”下婦女們的控訴,領略了舊時讀書人的蒼涼,發現了新思想萌發的社會基礎,等等。我仔細咀嚼那些故事,體察當年的各色人物,感慨之余,寫成文字,就有了長篇小說《螞蚱》?,F在想來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,如同宿命。

    一段微觀歷史的悠遠回聲

    小說構思之初,我遇到的困難是,如何構建那個時代的文學環境,寫出來像那么回事。以前雖然寫過幾部長篇,但所描述的大都和我個人的現實見聞相關,如今要構建未曾涉足其中的晚清民國的社會生活,只能靠想象,而想象的基礎只能靠充分的田野調查。鄉村社會是一個讓人雜色紛披的人性表演場,許多人物雖有不乏精彩的故事,但那些故事并不連貫,英雄轉瞬即逝,為此,我只能用散點透視的方式去描摹他們?!段涷啤房坍嬃藥资蝗宋?,有的人先知先覺,以不變應萬變;有的人蒙昧麻木,被動接受潮流的沖擊;有的人順應趨勢,隨時變換角色定位;有的人抱殘守缺,只能在“鄉愿”夢想的破裂處遁入煙塵……他們都有自己的光芒和地位,沒有幾個人能占據全篇。近代中國北方農村較少大家族,也較少影響久遠的人物,升斗小民很難擁有連續性的傳奇,為了防止情節上的斷裂和違和感,我只能依賴細節,依賴他們彼此間起承轉合的關系。只有這樣,才能把那個時代的文化風貌勾畫出來,讓卑微的生活多少擁有美學上的輻射,誠如本書責任編輯所說:《螞蚱》深受《聊齋志異》的影響。

    原生人物都是復雜的,多面的,很難用非黑即白的方法處理。農業社會的衰落,生產方式的老舊,新思想的萌芽,傳統思維與新時代的碰撞,體現在每個具體的人身上,紛繁迷亂,難說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。當年的農民,因其在經濟、身份、婚姻、家風、教育、技能諸方面的不同,表現出大相徑庭的人生軌跡。他們質樸,但也粗糲;他們善良,但也愚昧;他們向往美好,但命運多舛;有些人看上去生性頑劣,其實多半是社會的責任;許多人有不切實際的理想,做過努力,但田園牧歌始終只是一種幻象。不論是誰,他們在不同階段都展示出生命固有的能量。生活本身雖然精彩,但若以浮光掠影的文字去描述,則會流于自然主義。我不甘心止步于歷史故事的簡單書寫,嘗試以幾近魔幻的方式對既存素材加以升華,讓“螞蚱”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象征。我試圖用“螞蚱”這一意象讓一段微觀歷史借助文學發出悠遠的回聲。

    書一出版,就引起廣泛注意。有評論家認為,小說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對民國時期鄉村生活題材的描述(如民國初年的鄉村集市,如鄉村紳士的行止名狀,如殷云舒的走婚,瘸造殺人等),所構建的意象在當代同類作品中獨具一格(如鄉村社戲,如廟宇的存亡,如神靈的地位等)。作品中那些陌生的人物給中國的文學長廊增添了新的形象(如抹斗手謝芳春,如約地賈三福,如底層知識分子趙琪,如個性張揚的宋氏,如小短辮的人生箴言,兵痞扈永等)。這些肯定讓我感到欣慰。

    王兆軍(左)和老鄉聊天。

    在寫作中,最讓我感慨的是那些在苦難中掙扎的女性。為了爭取婚姻自由而大聲疾呼的宋氏,最終死于貧困,尸體橫躺在茅房的冰雪之中。王姑娘愛上藝人解信德,爹娘甚至連一件棉襖都要從女兒身上扒下來!謝殿章的妻子本有自己的意中人,被迫嫁人后,因拒絕同床,竟被男人當眾暴虐。書中另一個女性殷云舒的命運,更加令人唏噓。她嫁給了一個性無能且智障的男子,當眾被羞辱后離家出走。但無路可去,在舊倫理的繩捆索綁中,她像一個被剝奪了所有幸福的傭人,每天奔走于娘家和婆家之間的荒野上,看不見一線光明。眾人將這位美麗女子的悲辛當作風景,卻無人體會當事人心中洶涌的苦水。為了將這個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內心世界描述出來,我有意采用了從容平靜的筆調,細致而簡約地書寫當事人內心巨大的隱忍和極度的克制,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給這位冰清玉潔的女神以充分的尊敬,質樸內斂的文字更能形成閱讀的沖擊力。

    沉下心來想想,這里發生的一切苦難,都來自這片土地,被腐朽文化毒化的、被剝削制度抽干營養的、粗陋而貧瘠的土地!這樣的文化環境,這樣低質的生活方式,只能生長這樣的族群。巴金先生說過:深究這個族群的思想,這里的人們配得上他們所遭受的所有苦難。螞蚱既是害人的精靈,同時也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,二者互為因果。螞蚱廟的蕓蕓眾生之所以還能生生不息,依賴的就是生命本身的欲望、能量和毅力,而這正是舊制度所忽視的。正是這樣的文化土壤,培育出各色各樣的與之呼應的人物。賈三福的左右逢源,趙建章的呼風喚雨,大練長的顢頇短視,謝芳春的曖昧優柔,胡寡婦的殘暴兇狠,扈淑廉的粗陋好賭,林宗申的兩面為人,念過孔孟程朱的讀書人迂腐猥瑣,只有趙琪和解信德算是堅持了自我的人。前者相信“不識時務者方為俊杰”,成為拒絕與潮流合作的孤勇者,后者則以說唱的形式保留了嘲諷和調侃的權利。螞蚱廟其實就是中國北方農村的一個切片,如果說小說具有某種現代性,那就是這部作品所蘊涵的對于舊文化的批判精神。

    鄉野生活對于文學的意義

    我喜歡和農村人交往,我的寫作素材來自鄉野阡陌之間。故事,人物,方言,甚至于我的創作情感,多半生發于鄉野之間。我知道他們關心什么,他們也從我眼里看到了平等與友善。我曾自問,為什么對他們感到親近?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生于鄉村長于草野,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比較熟悉。鄉下人在衣食住行,人際交往,社會關系,思維路徑諸多方面,我都知道一些,在那里容易找到歸宿感。就連我的焦墨畫,也帶著濃厚的草野之氣。

    我并不特別喜歡底層,不僅不喜歡,還曾努力掙扎著擺脫出來。但是,秉持良心、不舍天性、幼稚天真的文學——這個化妝成美女的精靈——她喜歡,喜歡那里富有色彩的生活,喜歡那些鮮活獨特的生命。底層是文學賴以生根開花的土壤,是文學縱橫馳騁的山野,是文學想象的無垠天空。我愛文學,自愿以身相許,于是對其就有了超越自然主義的情感。因為這種情感,便想著去描述她,贊美她,既為她說好話,也自以為是地提及缺陷與惡習。底層并不都是美好,狹隘、愚昧、齷齪,比比皆是,雖然也能理解,到底難免痛心疾首。雖然種種,但我依然愛著這個容易被人忘記和鄙視的所謂底層。底層是文學的主食,不吃主食的人是不夠健康的。他們不僅是社會的根基,也是文學的根基,沒有對他們社會的充分認知,光靠幾個上了彩釉的花盤,文學將是蒼白的,文弱的,甚至是腐朽的。

    底層社會擁有豐富的細節,而細節是小說的基本語言,這就讓它有了更好的文學意義?!段涷啤访枋龅哪莻€時代,生產資料是私有的,土地,牲畜,農具,每一粒糧食對他們都很重要,必得全力捍衛。那時的教育,除了識字,其他指導性目標都較弱,人的個性較少受教科書的影響。他們喜怒于形,不藏著掖著,聽起來粗魯而直接,但那就是底層語言的邏輯和質地。底層社會更多波希米亞風格,樸素,生動,原汁原味,新鮮而別致。這正是文學鐘情的。

    有人說,關心底層是一個作家的良心所在。這個話題,我其實說不清。是因為底層是大多數嗎?好像不是。文學不像商品那樣努力追求市場份額,所以沒有理由非得關心不可。是因為在底層能夠得到更多尊重嗎?也不是。他們并不看重作家,他們看重的是能幫他們過上好日子的人。與文化人相比,他們更看重權力和金錢,看重互助和情誼,而非詩詞歌賦、琴棋書畫。底層人羨慕的其實是中層。如果攀比不上,就只能在同類中尋找微弱的差別以求慰藉,盡管是“席上滾到地上”,也有“仨錢不認倆錢的”現象。往人性深處探究文學,似乎可以這么說:底層是弱者,正常人有一種扶助弱者的善意,這可能是人類的共性。作家眷顧底層,屬于題中應有之義。

    雖然我出身這個群體,但我清楚知道自己已不是這里的土著。和鄉村大多數人相較,我的生活是不典型的,所以沒有代表性。真正的深入,是從事底層某種職業,泥里水里,摸爬滾打,嘗盡酸甜苦辣,看遍人情炎涼,然后才能寫出真正屬于底層的作品。如果狄更斯沒當過倫敦的報童,《霧都孤兒》很難寫得那么好。如果曹雪芹沒經過“烈火烹油”到“眼看著你樓塌了”,縱有萬種風情,也寫不出紅樓真相?!皩④娊枪坏每?,都護鐵衣冷猶著”“破灶燒濕葦”“死灰吹不起”,非親身經過那種生活,寫不出那樣的作品。

    近二十年,我雖然住在鄉村,畢竟不是農民,情感上和他們還是隔了一層皮。對于我,這里也有保持距離的好處。子夏說,雖小道,亦有可觀之處,致遠恐泥。我自知不能完全深入進去,也沒有膽量和能力和底層打成一片,最好的姿態就是做一個旁觀者。所以說創作小說,不單是因為身臨其境或切身感受,更主要的是因為認知上的一點優勢。

    我基本屬于傳統價值觀下的寫作,同時又在當代文學觀念中掙扎,一旦深入人性,便覺得山谷幽深,野獸兇猛。唯一可以依賴的就是文學所秉承的平民意識和正義感。正義感的本質是善和愛,是權利的平等和對個體的尊重。城市文明是我的啟蒙老師,讓我有了認識鄉村生活的一點優勢,同時也促成了個人心路的反省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《螞蚱》并非白撿,它是故鄉特意為我準備的禮物,也是我對那片土地的回饋。

    作者:王兆軍

    作者簡介

    王兆軍,1947年出生于山東臨沂,曾任《報告文學》編輯部主任,中國新聞出版社總編輯。出版有長篇小說“鄉下人三部曲”《白蠟燭》《青桐樹》《紅地毯》;散文集《皺紋里的聲音》;長篇紀實文學《問故鄉》及隨筆集數部。作品《拂曉前的葬禮》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;《原野在呼喚》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;長篇小說《把兄弟》獲《亞洲周刊》2013年度十大華語小說優秀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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